周馥父子与山东文教事业

2021-01-21 | 来源:联合日报

□韦钦国 常辉
  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号兰溪,安徽至德人,富有爱国情怀,支持洋务运动,与四子周学熙、五子周学渊一起对山东文教事业作出了贡献。

周馥
  周馥与山东产生交集始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此年夏天,因中法战争东部沿海山东等地防务吃紧,李鸿章奏请周馥负责渤海湾海口一带防务。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经山东大清河入海后,“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河患日深,民生日蹙。”因周馥熟谙工程,善治河患,并曾任永定河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鸿章电召周馥“赴山东襄黄河工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七月到任),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离任,在任期间颇有政声。
  文教方面,周馥支持礼贤书院——礼贤书院系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亦作尉礼贤)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青岛开办的一所学校,初始目的是为在青岛的外国学生服务,但实际主要招收中国学生。周馥任巡抚当年12月5日即到青岛,《胶澳志》载“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他利用这次青岛之行视察了礼贤书院,对新式教育给予认可,允许该校学生参加刚刚创办的山东大学堂“优贡”选拔考试。20世纪初期,周馥携家居青岛时,其长子周学海的三子周暹(字叔弢)亦曾在礼贤书院就读(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始,周馥等一批逊清王公贵族、高官大吏避乱青岛。经周馥介绍,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大学士、两朝帝师陆润庠,学部侍郎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劳乃宣等认识了卫礼贤,卫礼贤聘陆润庠等为礼贤中学教员,聘劳乃宣为监督(校长),该校除开办工科、德语外还从事中德典籍翻译等文化工作。
  1911年,卫礼贤在礼贤书院东花园“与中国寓岛诸同仁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尊孔文社”主要宣扬儒、道文化,其成立亦得益于周馥帮助,正是他推荐劳乃宣到青岛主持尊孔文社社宜。在尊孔文社,《论语》《老子》《易经》等经典“暨译西文,流传西国”,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通过尊孔文社传播到国内。尊孔文社还“由寓青的中国学者和德华大学德国教师轮流演讲”,以讲座方式推进中德文化交流。
  1914年,在周馥等支持下,卫礼贤和“中国寓岛诸同仁”在尊孔文社西侧建起藏书楼(图书馆),“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德文”,由恭亲王溥伟题写匾额,劳乃宣撰写《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藏书楼广收经史子集和诸子百家珍贵书籍,藏有中文图书6000册、德文3000册、英法文等2000册,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之一。
  当时,卫礼贤正“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志译介中国古典著作”,但“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中国精神的真髓”,“译介工作障碍重重,难以为继”,周馥就向卫礼贤推荐劳乃宣等“真正的中国学者”。这些学者乃前清高官,多举人、进士出身,通经典,谙国学,由他们向卫礼贤解读《论语》《易经》《道德经》等经典,指导其准确释义和翻译,这才使卫礼贤能够在“理解确切而透彻”的基础上,成功翻译了《易经》《论语》《诗经》《吕氏春秋》《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经典,所译《易经》是卫礼贤成为汉学家的标志性著作,影响深远。
  劳乃宣回忆,“尉君自以《孟子》翻德文,每日来弟寓,由弟讲授一小时,归而笔译。又以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著之书译中文,由尉君与周玉翁(周馥)之孙叔弢同译,而弟为之修饬而润色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连卫礼贤自己也认为《易经》“恐怕永远也不会完工”。
  周馥育有六子,除三子周学涵早夭外,其余皆入仕并有所成就。其中,老四周学熙、老五周学渊两兄弟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校长,推动了20世纪初山东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和学科发展。

周学熙
  周学熙(1866—1947年),字缉之,别号止庵,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实业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由蓬莱知县李于锴先行筹备,获准后学堂选址济南泺源书院(清朝在山东地区最有影响的书院),山东大学堂成为京城外首座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现在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
  初时,袁世凯委派幕僚唐绍仪为管理总办(校长),开学不久唐绍仪即调离,周学熙接任总办,因唐绍仪在任时间很短,后来就产生了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到底是唐绍仪还是周学熙的争论。事实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初六(阳历11月16日)山东大学堂获准开办后,唐绍仪、周学熙、方燕年3人先后在该年底到校,周学熙离任后由候补道方燕年接任,3人在任时间都不长。
  周学熙担任山东大学堂总办并非偶然。他16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官立山东大学堂创办时他正在济南当差,身份是山东候补道、巡抚袁世凯的幕僚,此前曾任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总办(总经理),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受其父亲周馥洋务思想影响,加上创办实业的经历,周学熙思想开放,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订章程、肃校风。一方面,编印《中学正宗》、选四书五经为“中学根本”;一方面,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主持编辑《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这种理念在百年前是开放且富有创新意义的,对其它省份大学堂的开办也提供了有益借鉴。
  周学熙实际担任总办时间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底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六月份,约半年时间,其辞任总办并非主观意愿,而是基于清朝官员任职的“亲属回避”制度——有直接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官员,不能在同一衙门或具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中担任职务,以免官官相护或直接利益输送,一般是下位避上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逝后,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接替袁世凯的职位升任山东巡抚,周馥任巡抚其子周学熙要遵例“回避”。周馥实际到任时间是当年七月,在此之前一个月左右周学熙就被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调离,山东大学堂总办一职由方燕年接任。

周学渊
  周学渊(1878―1953年),字立之,教育家,1901年7月随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后任山东候补道。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大学堂更名山东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末周学渊接替陈庆和任总监督,成为第八任校长,时间大约为一年,后任山东调查局总办等职。
  周氏父子为山东文教事业所做的努力不止于此,山东师范大学的创办也与他们有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任山东巡抚两个月的周馥就在山东大学堂增设师范馆,校址选在供乡试的贡院,拨库银一万两作为开办经费。次年9月,师范馆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命名山东全省师范学堂,这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最初由来。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周馥支持下,山东大学堂在济南杆石桥路北购地140多亩,修建校舍、操场,冬季迁入此后更名山东高等学堂,监督(校长)陈恩焘。
  令人称道的是,周馥上任伊始便派出张树元、曲同丰等10人,以北洋官费留学生的身份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陆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天,由方燕年带领选派的55人赴日本弘文书院学习,开创了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先例。山东大学堂初办时,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周馥认为“山东延请洋务各教习,皆不过‘略通一艺’,以致‘风气未能大开,学生鲜有进步。’”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离任巡抚前夕上书清廷,“特拟派大学堂学生十二名赴日学习,以备教习之选。”这些留学生为培养人才、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周馥还参与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安徽公学的创办,周学熙还创办了北洋工艺学堂(河北工业大学)。
  周氏父子对近代山东文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周氏父子为推动齐鲁文脉繁衍所做的努力值得后人铭记,周学熙、周学渊兄弟先后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这段特殊经历亦令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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