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海军“第一舰”1949起义揭秘

2019-04-01 | 来源:联合网

 

“黄安”舰起义领导、骨干合影。前排左起为王子良、鞠庆珍、刘增厚,后排左起为孙露山、张杰、刘彦纯、田秉吉

一江山岛战役中,“沈阳”舰炮击敌阵地支援登陆

“黄安”舰


停泊在青岛军港检修的“黄安”舰舰首

停泊在青岛军港检修的“黄安”舰舰首

□王夕源
  今年4月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届时,将在青岛举行高层研讨会、国际舰队检阅、联合军乐展示、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海军成立60和65周年时,也在青岛举行过纪念仪式。当时社会上就有“为什么选在青岛”的疑问,而流传的答案也多是“青岛军港条件好,能停泊多艘大型舰艇;青岛本身就有海军基地,后勤补给能力强;青岛海域风浪相对平稳,适宜海上阅兵、演习;青岛具有特殊的海军情结,第一所海军航校、第一个潜艇基地、第一支潜艇部队、第一支驱逐舰支队和唯一的潜艇学院都在此诞生”等,如今第一个航母基地也在青岛。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70年前人民海军“第一舰”就诞生在青岛这个最重要的“答案”。
  在解放战争中,“黄安”舰打响了海上反击的“第一炮”。今天,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起义故事,揭秘其中鲜为人知的统战秘事,无疑是纪念海军建军最具特色的历史内容。

影响战局的元宵之夜
  1949年2月12日(元宵节),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策划,国民党海军“黄安”舰舰务官鞠庆珍,借元宵之夜率65名官兵在青岛成功起义,“黄安”舰成为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在紧随其后的10个月中,就发生了包括“重庆”号巡洋舰在内的19次海军起义。其中,前3次均在青岛;起义成功15次,舰艇97艘,起义官兵3800多人,几乎占国民党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军的士气和战局。
  近年来,在报刊或网站上总会出现一些有关“黄安”舰起义的回忆或纪实,但又总能引起一些“知情人”的质疑。为了查实和反映当年“黄安”舰起义的真相,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走访了起义领导、骨干及其亲属。特别是起义组织者之一的孙露山老人,生前从河南寄来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对了解当时情况提供了很大帮助。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黄安”舰起义的4位功臣和留在青岛居住的20多位起义官兵已相继去世,现仅剩86岁的张大同和97岁的张云亭二位老人尚健在。正是起义官兵生前口述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有机会能部分再现“黄安”舰起义的军情秘事。
  资料显示,“黄安”舰是一艘日本海防舰,也称护航驱逐舰。1945年下水,标准排水量745吨,满载810吨,舰身长67.6米,宽8.4米,吃水2.9米。最高航速16节,舰员编制126人。二战结束时,盟军管制委员会将日本联合舰队尚存的26艘驱逐舰和67艘护航驱逐舰解除装备后,经抽签分配给中、美、英、苏四国。中国分得7艘驱逐舰、17艘护卫舰和2艘猎潜艇等34艘,总吨位3.56万吨,其数量、吨位和舰况均优于其他三国。国民党海军接收后,留用了23艘,交行政院11艘。“黄安”舰接收时仅有航海和动力设备,没有武器装备。1947年8月送青岛海军造船所修理并安装了两挺13.5毫米高射机枪和两门25毫米高射炮,增重后的最高航速12节。整修后被命名为“黄安”号,隶属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
  1948年底,济南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向青岛外围逼近。但国民党凭借海军的天然优势和美国舰队的支持,对固守青岛很有信心。面对敌强我弱的海上战局,如能策反敌舰起义,必将动摇国民党军心,瓦解其海上防线,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为此,我党相关组织积极开展敌舰的策反工作,很快,目标锁定在了统战基础较好的“黄安”舰上。
  领导“黄安”舰青岛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是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刘增厚和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据说他们当时分别受我党不同的地下组织领导。起初他们互不知底,只能各自暗中从事“地下”工作。通过试探、摸底,扩大组织、发展骨干,很快,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取得了联系。不久,鞠庆珍的大哥因“通共”罪名遭逮捕后被枪杀,他们便借到家中慰问的机会试探并表明了各自身份,从而组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和骨干。

率先起义的“死亡航行”
  2月9日,根据舰长刘广超的指示,大修完毕的“黄安”舰从造船码头驶向青岛前海,停泊在“小青岛(灯塔)”西侧(今青岛海军博物馆外海)。当晚,四人小组在舰上秘密碰头,商定3天后即2月12日晚起义。因为这一天是元宵节,舰长刘广超和部分官兵必定上岸回家过节,舰上管理松懈,有利于组织起义。同时,为防止起义骨干家属遭迫害,还决定以“上舰过节”为名将家属接上舰,随舰行动、协助起义。
  2月12日,舰长果然回家过节了,副舰长刘振东一心陪着爱妻连舱门都不出,不少士兵也请假上岸了,表面看来一切如常。但随着天色渐黑,海上刮起了七八级大风。7点钟,起义骨干做了行动前的最后碰头,进一步明确了分工,并分发了手枪和白袖标,大家商定要尽量避免流血,只要对方不反抗就不要开枪。
  晚上8点,王子良、刘增厚等扣押了副舰长、轮机长等关键人员,张杰等切断了对外通讯。8点30分起义官兵控制了全舰,8点50分鞠庆珍发出了起航命令。当“黄安”舰缓缓驶向外海时,引起停泊在周围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875号巡洋舰的怀疑,并打信号询问。鞠庆珍以“风浪太大,择地避风”为借口骗过美舰。为了防止被敌机发现,“黄安”舰全舰熄灯,在黑暗中全速前进,开启了惊心动魄的“死亡航行”。
  据张大发口述,他是起义官兵中5位有手枪的骨干之一,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扣押舰上唯一的海军专业军官、轮机长刘彦纯的舱外负责看守,并代为指挥轮机部运行。但是,许多“回忆录”都把刘彦纯说成是起义骨干,完全是作者的杜撰,与事实不符。其实“黄安”舰在起义途中就释放了被关押人员,许多官兵不仅没反抗,反而主动要求加入起义。
  2月13日凌晨4时半,“黄安”舰终于安全驶抵连云港外海。因当时的解放军只有陆军,不懂海军“灯光信号”,当发现有“敌舰”要靠岸时,机枪和山炮齐发。若不是距离尚远,枪炮射程不够,载满300吨弹药和柴油的舰船及官兵必定舰毁人亡。情急中,鞠庆珍命人找来白布悬挂“白旗”,并用舰载探照灯照亮“白旗”以示“投诚”。据张云亭回忆,他们几个水手乘小艇上岸拴靠岸缆绳时,每人身后都跟着一名“高度警惕”的持枪战士,令他们十分紧张,唯恐哪个动作不当引来“走火”。
  2月14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等领导人接见了全舰官兵,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2月16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签发命令,给全体起义官兵每人晋升二级,鞠庆珍升任“黄安”舰少校舰长。一周后,起义官兵在连云港堆沟与盖满伪装的“黄安”舰合影留念。
  关于起义官兵人数,资料记载为65人。但据参加起义年龄最小、晋升军衔最低的“上等兵”张大同确认是63人。因为他排名最后,“黄安舰起义纪念”证、章的编号都是63号。加上鞠庆珍带上舰的“老乡”田秉吉,还有包括一名婴儿在内的8名家属,全舰共有72人。对此,还有谷牧的一段大会讲话为证:“两个‘黄字号’都了不起,黄花岗72烈士都牺牲了,黄安舰72勇士一个也没少。我代表中央军委欢迎你们,你们都是未来人民海军的骨干,一个也别走。”
  “黄安”舰的率先起义,对国民党军队震动巨大。国民党随即派多架飞机到连云港码头侦察、轰炸,却误把一艘吨位更大的挖泥船当成“黄安”舰炸沉。为消除起义影响,2月18日国民党还在青岛《大民报》上谎报:“黄安”舰驶抵渤海湾,被空军侦获炸沉。由此,“黄安”舰才得以安全隐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的“第一舰”。

不为人知的“卖船故事”
  改革开放后,“黄安”舰脍炙人口的起义故事,就有了诸多“统战”版本。对此,却很少有人去考究其中的真实情节。其实,能接近和还原“黄安”舰起义真相的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领导起义掌握秘密最多的“大人物”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另一个是参与起义了解秘密最多的“小人物”少年上等兵张大同。而包括起义组织者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等多数起义官兵,早在1949至1955年间就已陆续离舰。张大同则是留在海军和“黄安”舰服役时间最长、私下接触鞠庆珍机会最多的起义人员。
  据张大同回忆,在1951年底的“三反”运动中,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打虎”指标,提出了“大胆怀疑”的口号。“黄安”舰水兵万荣就“大胆”举报曾看见起义前从青岛搬上来两个大皮箱,起义后就不见了,怀疑装的是金银。这个“黄金案”就成了当时华东海军的第一大案。1952年2月29日第52期华东军区《人民前线(三反快报)》还在头条刊登了“华东海军破获鞠庆珍集团盗窃仪器金银案”的战绩。当“打虎队”来青岛“起赃”时,发现各家都穷的叮当响,哪有什么黄金的影子?后经查实纯属捏造,所谓“成功破案”也是屈打成招。
  在“黄金案”侦破期间,鞠庆珍被撤职隔离审查,下放“劳动”。他主动提出到张大同任班长的轮机部“接受改造”,并按组织要求每周作一次思想汇报。正是两人经常在一起的“思想汇报”,让张大同了解到不少“起义内幕”。鞠庆珍自从大哥被国民党“枪决”后,就决意要寻机报仇。他先把自己原来的部下、炮艇航海下士张杰调来任“黄安”舰航海军士长,又与原先就熟悉的张大发结为“把兄弟”。1948年底,“黄安”舰整修完成待试航时,他又把自己信任的周文竹、张金诺、王书恩等7名技术工人调到舰上,以备辅助其“造反”。
  为拉拢更多的关系,鞠庆珍经常“请客”带刘增厚、王子良等人到青岛小港(现南村路)吃喝玩乐,并借机发泄对国民党军的不满和失望,谋划将“黄安”舰开到解放区“卖掉分钱”。“黄安”舰起义时,原本想“北上”石岛,但王子良提议“南下”,与国民党南撤线路一致,即使暴露了也好蒙骗过关。鞠庆珍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到天亮前能赶到的连云港,避免天亮后被国民党空军发现轰炸。这也部分佐证了“事前并没商定起义接应点”的事实。正是因为起义前连个“鸡毛信”式的情报都没有,这才引来了解放军“炮打黄安舰”差点舰毁人亡的险情。
  “黄安”舰起义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卖船故事”。据张大同回忆,那是起义后的10多天,舰艇停泊在连云港。张大同犯了阑尾炎,吃了几粒鸦片丁止痛后就开始犯困了。卫生员让他裹着棉大衣躺在后甲板,并顺手盖上了伪装军舰的稻草。不知躺了多久,迷糊中听到甲板上有人在窃窃私语。他从稻草缝里认出是轮机部的吴照清、陈其宝、马树本和航海员杨育荣、报务员吴声明等五六人,他们竟在密商“怎么把船开走”。断断续续地听到“船上没有黄金……把船开去台湾或日本肯定值钱……”等内容。职务最高的轮机军士长莫松,还不时地在甲板上溜达,显然是在警戒放哨。吓得他没敢动弹和吱声。
  事后,机灵的张大同悄悄地把“偷听”来的秘密,单独给“黄安”舰的政委赵凯报告。这位少见的大学生军官听后就警告他对谁也不能说,否则很危险。对外他不动声色,一周后宣布接到“上级指示”要起义人员轮流去新浦参加学习培训。而第一批十几位学员中,就“恰巧”包括了那几个密谋人员。后来张大同才领悟,原来这就是最成功的“统战”工作。“学习班”没费一枪一弹就化敌为友,把有意“叛逃”的人员改造成继续革命的同志。其中,吴照清还在1953年入了共产党,成为继鞠庆珍之后“黄安”舰起义官兵中的第二个入党人。

值得纪念的历史功绩
  1950年4月23日,纪念人民海军成立一周年时,“黄安”舰被命名为“沈阳”舰,与“西安”“长沙”和“济南”舰组成第二大队,并在反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海战中,配合鱼雷快艇击沉、击伤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等多艘舰艇。
  解放初期,“沈阳”舰一直活跃在保卫海域、保护渔民的海疆前线,并不断探索新航道,为解放台湾作战前准备。其中,试航成功的西虎门水道,就将出海时间缩短了两三个小时。那时候,日本的铁壳渔船经常来我东海海域越界捕鱼,还多次冲撞我渔船,打伤我渔民。对此,外交部部长陈毅指示:海军要保护我渔场和渔民。1953年5月,“沈阳”舰接到护渔任务,连夜隐蔽出海到南韭山岛猫头洋渔场和嵊泗列岛渔场,驱逐日本偷捕渔船30多条,并将抓获的8条日本渔船扣押至复兴岛码头。几个月后为遣返日本渔民,才放回一条渔船。此举大长我志气,再扬我国威。
  1955年1月18日,“沈阳”舰与“南昌”舰等组成护卫舰编队,参加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的一江山岛登陆战役,担任了炮击掩护和火力支援任务。其中,“沈阳”舰有100毫米主炮和37毫米副炮。为发挥舰炮威力,“沈阳”舰主动申请抵近距离12链(约240米)射击乐清礁阵地,成为舰炮击毁岸上防炮阵地支援登陆的范例。而近距离炮击的“沈阳”舰,也是唯一被岸炮击中并牺牲一人的战舰。一江山战役共毙俘国民党守军1086人。
  “黄安”舰的起义,与我国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一样,是少有的几件与山东青岛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今天看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几分不为人知的神秘性。近年来一些报刊或网站上刊发的起义的回忆或纪实,引起“知情人”的质疑。比如一些回忆文章写道:“根据(中共青岛)市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由王子良、鞠庆珍、刘增厚、孙露山四人组成起义领导小组,总指挥为王子良。”对此,许多起义官兵提出这是篡改历史的杜撰。更令人遗憾的是,“黄安”舰等几艘反映人民海军发展史的重要舰只,多数在20世纪60年代被当作靶舰炸沉,至今下落不明。这些被沉入海底的革命记忆,值得我们继续打捞其英勇事迹,揭秘其历史真相,这也是完善海军建军史和纪念海军建军节的一项重要史记任务。
  由于影像技术落后的原因,“黄安”舰的全貌至今很少有记录。媒体和网络报道的图片实际为同类型的日本海防舰。幸运的是,起义上士张云亭老人原来还是位摄影爱好者。当1951年“黄安”舰返回青岛船厂整修时,他拍摄的两张小照片(下图),竟为我们今天能目睹“黄安”舰的原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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