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读书生活(三)

2019-01-07 | 来源:《联合日报》

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读书(油画《求索》)

毛主席手书:实事求是


□潇文
     1936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表著名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稿后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印行单行本,书中有一段名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进而明确指出:“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毛主席提出,读书要打通阅读、知识、智慧、实践、总结的逻辑环。认为这才是有文化、有水平的阅读。他强调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要融会贯通,如此才会有大创造,获得大成功;倡导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也就是要根据现实需要,结合实践去读书,而不是为读而读,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这一点非常重要。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南洋侨领陈嘉庚辗转来到延安访问,他看到那里读书、学习蔚然成风,由此联想到自己在国统区重庆所见到的一派灯红酒绿,遂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为促进干部读书,毛主席在1941年12月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图书室。图书室建立时,他带头捐赠了许多书籍,其中就有吕振羽《史前中国社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朱生萍《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启夫《中国法家概论》、杨昌济译著《西洋伦理学史》以及赫胥黎《天演论》、杜威《哲学之改造》等。这些书迄今仍保存在中宣部图书馆里,每本书的封面或扉页上,都嵌盖着正方形楷体朱红“毛泽东印”,或是蓝色“毛泽东”行草签名章以及镌刻有“毛氏藏书”字样的长方形藏书印章。
  在延安,毛主席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毛主席喜欢读列宁的书,是因为列宁的著作中阐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并且语言犀利、富有哲理又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主席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他最早接触也最喜欢的列宁著作就是《国家与革命》。
  工作中,毛主席经常借力列宁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这些读书心得,体现了他对革命队伍建设的深度探索和思考。
  据毛主席的秘书林克讲,毛主席读书的一个特点是一个时期有所侧重。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这里要把握两个要点,一个是要侧重一个方面集中阅读;一个是要带着问题去阅读,这个问题可以是要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是要解决某一问题,这样才有效率。”
  1945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特别指出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马列著作,这是为全党在抗战胜利后打牢马列主义基础。1949年,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等在内的12本书。在现存的档案中,就有胡乔木当时写的12本书的目录,毛主席在这套图书目录上面特意加上“干部必读”4个大字。其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本领。1954年1月,毛主席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特别开列了一个中外宪法书目,批示“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由此推动了中央领导层在马列经典的指导下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1963年毛主席又推荐30本书,这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密切关系。
  每当面临新形势、遇到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常常开列出一些书目让人们去读。读书荐书已经演变成毛主席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独特的交流方式、工作方法。“毛主席读书已经不是一种个人爱好和选择,而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活动。”
  毛主席常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对此烂熟于心,他在长沙求学时多次攀登岳麓山,岳麓书院门楣上嵌挂的“实事求是”匾额给他留下极深印象,此后在《湘江评论》上,他就提倡“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赋予新的科学内容。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由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毛主席对中国文史读得最多,1952年,毛主席得到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是他最爱读的一部书。为了读书方便,他首先在各册本纪、列传封面上标出名称,并对书内作了点、圈、断句,同时改正了一些错别字。这部书共3249卷,850册,约4000万字,从头至尾都有他读过的痕迹,有的读了四五遍,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他读《资治通鉴》达17遍,在1954年深冬的一天,他与吴晗谈及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毛主席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喜爱读古书,但并未陷入其中,常常是借古说今,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的事业。
  毛主席同样重视对世界史的研读和借鉴。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就是他置于床上,经常翻阅的一部史书。他既读世界通史,也读国别史。西方历史中,毛主席最熟悉法国近代史,尤其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兴趣盎然,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读过法、英、苏联各国各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据逄先知回忆:“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3本都读完了。”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其《我与萧乾》《一生的情缘》两本书里都谈到,毛主席晚年想看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因没有中译本,有关部门就从干校找到萧乾,急调他返京带领几个人夜以继日翻译此书,一周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主席阅读。此后,毛主席特意指示印刷了一种两函17册的线装大字本《拿破仑传》供领导干部研读。
  少年毛泽东“崇拜拿破仑”,但认为他与“德业俱全”的“圣贤”尚有差距;青年毛泽东发文论述法德冤冤相报的历史与现实,提醒一次大战获胜的法国不要对德国相逼太甚;延安时期,毛主席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成败,指出拿破仑指挥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其战略战术运用得当,“重要的一条是集中兵力”,而拿破仑的最后失败,西班牙、俄罗斯的游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认识,无疑立足于中国革命和抗战现实的战略考虑。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进一步研读拿破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的一些政策,例如土地分配等。他强调,拿破仑的士兵,大多是分了土地的农民,因而特别具有战斗力。毛主席晚年读谈拿破仑,重点关注拿破仑称霸欧洲的对外政策,认为其失败的教训在于不应去占领西班牙,不该去打俄国,不应当封锁英国货物,战略失误于“占领太多,树敌太多”。此时,苏联霸权强力扩张,中苏关系异常紧张,毛主席在深入思考如何打破苏联企图围攻中国的国际大势。1972年7月10日,毛主席在与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缘由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或许传递出更重要的信息: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这一番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惊得远道而来的法兰西客人目瞪口呆——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中讲:“毛泽东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他不间断地读书。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写过那么多东西。”的确,喜爱读书、专心著述是毛主席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世纪伟人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之一。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
  毛主席长期以来的读书学习,形成了令他终生受益的一项根本主张,即延安时期提出并实践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和对立统一。1943年10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不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解决问题,读书干什么?”毛主席在与《反杜林论》的译者吴黎平交谈读书体会时如此说。——茹古涵今力学笃行,达学以致用,这是毛主席将读书与实践完美结合,逐步成为伟大战略家的关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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