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读书生活(二)

2018-12-29 | 来源:联合日报

杨之光、欧洋画作《激扬文字》


毛主席读书习惯于“手到”,即写笔记、写批注。例如,他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注中,就明确提出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潇文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自己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将人分为办事之人、传教之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3种,并认同“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的说法。在他看来,圣贤是传教之人;帝王将相则是办事之人,是圣贤思想的实施者;而他的榜样和追求,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就是不仅有当下的丰功伟业,也要有久远的精神传扬。由此他认为,“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1964年8月25日,毛主席对一个外国青年代表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青年毛泽东读了革命的书,又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他的眼界开阔、思想敏锐,他的“文章越写越多”。1925年12月,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此间,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部刊《政治周报》,组织实施了一套5辑60本的《国民运动丛书》编纂计划,出版的丛书“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1926年5月毛泽东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又为来自21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作为教材,并亲自写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即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土地革命。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从此,他的读书生活也随之进入艰苦卓绝时期。在井冈山时他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油印下发各连队学习。有一次部队打下一个土圩子,他去地主家想找本书来读,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此事。
  创业艰难百战多。苦难的战争环境和贫瘠的文化条件,带给毛泽东的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和知识饥渴。1929年11月他在福建长汀分别给上海党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提出的要求就是邮寄些书刊。给李立三的信中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在给中央的信中,则明确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战争也总是能创造机遇。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驻扎瑞金后,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说,由于邮路便利,可以天天看到南京、赣州等地的报纸,乃至于长沙何键省政府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毛泽东到龙溪中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整整一上午,对其中发现的马列著作赞不绝口,搜罗了好多担图书运回中央苏区。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有3本书成为毛泽东后来反击党内错误思想的锐利理论武器,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33年,“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处于统治地位。被贬黜成为迁臣逐客的毛泽东认真研读殊为难得的马列经典,并适时向战友们推荐,结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现实,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随后,他又将《“左派”幼稚病》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两种策略》),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是毛泽东通过残酷的战争进程和根据地遭遇的极端困难,由初读列宁的两本书而得到的深切启迪。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创新被批为“狭隘经验论”,他的正确主张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面对留苏和共产国际归来的年轻革命理论家口若悬河、颐指气使,心里憋着一口气的毛泽东,怀揣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情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会上站出来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反问他:“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答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就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此番对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成为迫使他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环境相对稳定,毛主席迎来了阅读黄金期。9月,他致电彭德怀、李富春等,同意他们立刻组织流动图书馆。10月22日,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并且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后来,毛主席专门攻读了《孙子兵法》,他对这部书中观点的运用和阐发可以说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这期间,他收到两批重要图书,一批来自上海,是病榻上的鲁迅委托冯雪峰转赠的,其中有鲁迅自己的著作和其抱病编辑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等;另一批来自北平,是原在北方局工作的王林托关系购买并带到陕北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等。读这些书,使毛主席在风云路上的众声喧哗中,涵养着内功和识见,逐步实现思想理论升华。
  1936年7月,辗转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主席进行了深入采访,他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毛主席专心致志读书可见一斑。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严峻形势下,为什么要沉下心来“研究一点学问”?1937年8月毛主席在与军事理论家郭化若谈话时讲得很清楚:“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此时,毛主席读书选择了两个重点领域:军事与哲学。
  “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毛主席后来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到陕北,我看了8本军事书。”他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鲁登道夫《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国防论》,“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等。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是因为需要制定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军事战略,更重要在于他下决心要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学习哲学亦是如此。中共一大代表、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的李达,1937年5月出版了自己42万字的《社会学大纲》后,马上给在陕北的毛主席寄来一本。毛主席读了10遍,在书的空白处留下1万多字的批注,并于6月给李达捎信,信中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艾思奇编辑约37万字的《哲学选辑》,毛主席高度重视,连读了3遍,写了3200字的批注,其中一则批语尖锐地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个时期,毛主席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还有苏联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哲学与生活》等等。他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1200字,批语结合中国实际对原著的观点进行了阐释评论。毛主席这时发愤研读哲学,更深的原因是从理论上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深刻教训,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批判并拨乱反正。
  毛主席在陕北读过的书卷帙浩繁,军事、哲学著作只是其中重要一部分。他不仅“专读”,还要“广议”。从1938年初春开始,毛主席组织了军事、哲学研究小组,召集军事将领萧劲光、罗瑞卿、许光达、刘亚楼、郭化若和文化名人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10余人,在自己住处召开座谈会。据参会的莫文骅等人回忆,每周三晚上,大家围坐在窑洞里的一支蜡烛前,从晚上七八点钟开始,一直讨论到深夜。讨论会一般由毛主席主持,提前确定主题发言人,根据发言开展热烈讨论,毛主席认真听取并做笔记。他们曾专门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通过一系列的深读研讨,毛主席的理论创作进入丰硕收获期。
  初到陕北,李德反对红军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指定“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毛主席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7月毛主席为抗大作哲学演讲,在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里夜以继日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义中的《实践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作;《矛盾论》则是深刻阐释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代表作。1938年5月,毛主席在吴家大院窑洞里八天九夜不出门以致炭火烧焦了棉鞋也未能打断思路,奋笔疾书创作了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科学揭示了中国抗战的基本规律、发展过程,指明了中国抗战的前途,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和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名著。1940年1月9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这篇演讲稿是在杨家岭窑洞的煤油灯下创作的,在《解放》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该文向全国人民说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是十分注重理论素养的。“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毛主席的实践指导和理论主张受到了全党的拥护。陈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11月4日写的整风笔记也讲,他过去只觉得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对此,“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由此可见,在确立毛主席领袖地位的最后阶段,结合实际的择读和理论创新,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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