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读书生活

2018-12-29 | 来源:联合日报

□潇文
  毛主席是人民领袖、历史伟人,雄才大略深受世人推崇,这一切都与其一生孜孜不倦、读书好学密不可分。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此刻,择取几则毛主席生前读书的故事以飨读者,同时表达对这位伟大导师、革命战略家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



(一)

毛主席读书照

菊香书屋内毛主席的卧室


        中南海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是颐年堂,沿颐年堂大厅东侧的长廊走到顶端,迎面是一座古松柏环抱的幽静四合院,院门两旁有清康熙帝题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过厅门楣正中镶嵌着“菊香书屋”匾额——这里就是毛主席的中南海故居。自1949年至1966年17年间,毛主席在此工作、生活和读书学习。院子的北房西侧和西厢房,是藏书室,里面矗立着一列列整齐的书柜,装满各类图书达1万余种、近10万余册。卧室内写字台、饭桌、茶几、床上、枕边,甚至卫生间的小方凳上,都摆放着翻开的书籍;床头紧靠墙壁又是一排排书架,一摞摞的书里几乎每一本都夹着记录和提示的字条。对比室内极其简陋老旧的陈设,这里可以说是书的海洋、知识的宝库,小院“书屋”之名,名副其实。毛主席逝世后,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多人组成的藏书整理小组,工作人员仅完成编制藏书目录,就用了整整3年时间。
  为较全面地概括毛主席的读书情况,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历经7年时间,对毛主席圈阅批注和评论阐发的1242种著作材料,汇集编纂,于2013年12月出版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毛泽东读书集成》。该丛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编,这是一套系统分类反映毛主席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类书,向人们展示了毛主席壮阔宏大的读书场景。
  人们常说,书山有路,学海无涯。了解毛主席的读书生活,也是领略他山径阅览、泛海研读的华彩景致,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在韶山纪念馆,陈列着少年毛泽东读过的《论语》《诗经》,封皮上有他稚嫩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阅读痕迹。有关私塾时期的读书感受,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讲道:“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辍学后,表兄文运昌向他推荐了郑观应讲西学新法的书《盛世危言》,由此开启了少年毛泽东放眼看世界的新视野,使得他了解了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读书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强烈愿望,随后于1910年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从同学萧三处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认为中国也需要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在此后诸校的学习中,他以“读书要为天下奇”为目标,确立了一种近乎要阅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先后广泛涉猎了《老子》《庄子》《中庸》《大学》《尚书》《左传》《史记》《朱子语类》《昭明文选》等国学经典,并开列77种经史子集名著推荐给学友萧子升,认为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直到他后来老师杨昌济所著《论语类钞》,以及国文老师袁仲谦特别推崇的《韩昌黎全集》等,都下苦功深读,这为毛泽东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6月在学校举办的作文大赛中,他的短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夺得头名,轰动全校。文章开篇立论:“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是今天能够见到的毛泽东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500余字,班主任兼国文教员柳潜的批语却有150余字,他盛赞该文“实切社会立论”,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柳潜写毕评语破例给了满分,还转批给其他师生“传观”。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对该校刻板的教学极不满意。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116卷,他读得极认真且收获很大,发觉在校读书不如自学,遂断然退学,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每天步行3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学。
  半年自学间,他集中阅读西方著述,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可以说是系统接受了一次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洗礼。
  后来在第一师范杨昌济的伦理课上,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是主修教材,该书约10万字,毛泽东读后在上面写了12000字的批语。他还依据书中论点,写了《心之力》的文章,阐释了“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的豪情壮志。杨先生给打了满分100分,此文当年在湖南一师被广为传诵和誊抄,盛极一时。
  从东山小学堂开始,毛泽东接触新学,在《新民丛报》第4号梁启超《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毛泽东留下迄今所见其最早的阅读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这是他经过了短暂政治启蒙之后的最初政论表达。
  到了长沙,通过阅读思想界名刊《民立报》《甲寅》等,他感到维新言论已过时,转而追求孙中山同盟会革命主张。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在起义新军中当兵半年,其间他把每月7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购买书籍和订阅报刊。他在《湘汉新闻》上第一次读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知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内涵。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毛泽东阅读接触的新学著述大增。他不仅成为《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报刊的热心读者,并且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大名鼎鼎的《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所倡议“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誉满天下,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并获得稿酬。
  湖南一师毕业后,青年毛泽东的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然而,时代大潮却把他推向了追求人类崇高理想的社会运动之中。1918年4月14日,在毛泽东等组织领导下,新民学会在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随即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结束时的“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8月19日,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得到了图书管理员助理的职位,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世界里恣意畅游,他如鱼得水,兴奋不已。在这里,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制高点。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时任馆长、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器重,不仅拥有了获得新书刊新思想的便利,而且有了与李大钊等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毛泽东在北大旁听课程,进一步读书钻研,并且成为哲学会和新闻学会骨干。李大钊予以他“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美誉,而毛泽东则称李为其“真正的老师”。
  回到湖南,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深感办一个政论刊物的重要性。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横空出世,主编毛泽东亲自撰写“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该刊声名鹊起,一时洛阳纸贵。
  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抵京,他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撤办张敬尧的要求,轰动京城。病重在床的杨昌济特地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之后,毛泽东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坦途。
  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密切接触,有关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著作,越来越引发毛泽东的兴趣,他后来提到有3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些理论书籍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求。后来,毛泽东在自传中曾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按:指1920年4月至7月),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李大钊的支持下,1920年9月9日,肩负着传播新文化和建党双重责任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在长沙潮宗街56号创办了文化书社。在创发文告中,他讲到书社的愿景就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当时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笔为文化书社题写匾牌,而且,亲自到场为书社剪彩,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文化新闻。
  毛泽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会成员均精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等。他利用书社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通过率先阅读开列了3个“书之重要者”书目,推荐给读者,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达尔文物种原始》、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等。他还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推荐湖南《大公报》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刊出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一批重要文章。
  1921年元旦期间,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邀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学会的目的,包括读书的目的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成这个目的,主张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湘京两地的读书生活、李大钊等人的关怀指导、科学理论的熏陶、社会运动的实践,使得毛泽东在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二)

杨之光、欧洋画作《激扬文字》

毛主席读书习惯于“手到”,即写笔记、写批注。例如,他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注中,就明确提出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自己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将人分为办事之人、传教之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3种,并认同“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的说法。在他看来,圣贤是传教之人;帝王将相则是办事之人,是圣贤思想的实施者;而他的榜样和追求,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就是不仅有当下的丰功伟业,也要有久远的精神传扬。由此他认为,“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1964年8月25日,毛主席对一个外国青年代表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青年毛泽东读了革命的书,又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他的眼界开阔、思想敏锐,他的“文章越写越多”。1925年12月,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此间,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部刊《政治周报》,组织实施了一套5辑60本的《国民运动丛书》编纂计划,出版的丛书“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1926年5月毛泽东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又为来自21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作为教材,并亲自写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即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土地革命。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从此,他的读书生活也随之进入艰苦卓绝时期。在井冈山时他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油印下发各连队学习。有一次部队打下一个土圩子,他去地主家想找本书来读,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此事。
  创业艰难百战多。苦难的战争环境和贫瘠的文化条件,带给毛泽东的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和知识饥渴。1929年11月他在福建长汀分别给上海党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提出的要求就是邮寄些书刊。给李立三的信中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在给中央的信中,则明确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战争也总是能创造机遇。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驻扎瑞金后,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说,由于邮路便利,可以天天看到南京、赣州等地的报纸,乃至于长沙何键省政府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毛泽东到龙溪中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整整一上午,对其中发现的马列著作赞不绝口,搜罗了好多担图书运回中央苏区。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有3本书成为毛泽东后来反击党内错误思想的锐利理论武器,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33年,“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处于统治地位。被贬黜成为迁臣逐客的毛泽东认真研读殊为难得的马列经典,并适时向战友们推荐,结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现实,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随后,他又将《“左派”幼稚病》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两种策略》),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是毛泽东通过残酷的战争进程和根据地遭遇的极端困难,由初读列宁的两本书而得到的深切启迪。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创新被批为“狭隘经验论”,他的正确主张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面对留苏和共产国际归来的年轻革命理论家口若悬河、颐指气使,心里憋着一口气的毛泽东,怀揣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情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会上站出来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反问他:“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答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就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此番对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成为迫使他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环境相对稳定,毛主席迎来了阅读黄金期。9月,他致电彭德怀、李富春等,同意他们立刻组织流动图书馆。10月22日,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并且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后来,毛主席专门攻读了《孙子兵法》,他对这部书中观点的运用和阐发可以说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这期间,他收到两批重要图书,一批来自上海,是病榻上的鲁迅委托冯雪峰转赠的,其中有鲁迅自己的著作和其抱病编辑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等;另一批来自北平,是原在北方局工作的王林托关系购买并带到陕北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等。读这些书,使毛主席在风云路上的众声喧哗中,涵养着内功和识见,逐步实现思想理论升华。
  1936年7月,辗转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主席进行了深入采访,他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毛主席专心致志读书可见一斑。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严峻形势下,为什么要沉下心来“研究一点学问”?1937年8月毛主席在与军事理论家郭化若谈话时讲得很清楚:“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此时,毛主席读书选择了两个重点领域:军事与哲学。
  “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毛主席后来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到陕北,我看了8本军事书。”他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鲁登道夫《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国防论》,“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等。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是因为需要制定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军事战略,更重要在于他下决心要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学习哲学亦是如此。中共一大代表、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的李达,1937年5月出版了自己42万字的《社会学大纲》后,马上给在陕北的毛主席寄来一本。毛主席读了10遍,在书的空白处留下1万多字的批注,并于6月给李达捎信,信中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艾思奇编辑约37万字的《哲学选辑》,毛主席高度重视,连读了3遍,写了3200字的批注,其中一则批语尖锐地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个时期,毛主席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还有苏联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哲学与生活》等等。他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1200字,批语结合中国实际对原著的观点进行了阐释评论。毛主席这时发愤研读哲学,更深的原因是从理论上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深刻教训,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批判并拨乱反正。
  毛主席在陕北读过的书卷帙浩繁,军事、哲学著作只是其中重要一部分。他不仅“专读”,还要“广议”。从1938年初春开始,毛主席组织了军事、哲学研究小组,召集军事将领萧劲光、罗瑞卿、许光达、刘亚楼、郭化若和文化名人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10余人,在自己住处召开座谈会。据参会的莫文骅等人回忆,每周三晚上,大家围坐在窑洞里的一支蜡烛前,从晚上七八点钟开始,一直讨论到深夜。讨论会一般由毛主席主持,提前确定主题发言人,根据发言开展热烈讨论,毛主席认真听取并做笔记。他们曾专门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通过一系列的深读研讨,毛主席的理论创作进入丰硕收获期。
  初到陕北,李德反对红军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指定“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毛主席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7月毛主席为抗大作哲学演讲,在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里夜以继日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义中的《实践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作;《矛盾论》则是深刻阐释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代表作。1938年5月,毛主席在吴家大院窑洞里八天九夜不出门以致炭火烧焦了棉鞋也未能打断思路,奋笔疾书创作了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科学揭示了中国抗战的基本规律、发展过程,指明了中国抗战的前途,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和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名著。1940年1月9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这篇演讲稿是在杨家岭窑洞的煤油灯下创作的,在《解放》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该文向全国人民说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是十分注重理论素养的。“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毛主席的实践指导和理论主张受到了全党的拥护。陈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11月4日写的整风笔记也讲,他过去只觉得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对此,“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由此可见,在确立毛主席领袖地位的最后阶段,结合实际的择读和理论创新,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三)

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读书(油画《求索》)

毛主席手书:实事求是


    1936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表著名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稿后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印行单行本,书中有一段名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进而明确指出:“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毛主席提出,读书要打通阅读、知识、智慧、实践、总结的逻辑环。认为这才是有文化、有水平的阅读。他强调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要融会贯通,如此才会有大创造,获得大成功;倡导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也就是要根据现实需要,结合实践去读书,而不是为读而读,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这一点非常重要。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南洋侨领陈嘉庚辗转来到延安访问,他看到那里读书、学习蔚然成风,由此联想到自己在国统区重庆所见到的一派灯红酒绿,遂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为促进干部读书,毛主席在1941年12月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图书室。图书室建立时,他带头捐赠了许多书籍,其中就有吕振羽《史前中国社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朱生萍《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启夫《中国法家概论》、杨昌济译著《西洋伦理学史》以及赫胥黎《天演论》、杜威《哲学之改造》等。这些书迄今仍保存在中宣部图书馆里,每本书的封面或扉页上,都嵌盖着正方形楷体朱红“毛泽东印”,或是蓝色“毛泽东”行草签名章以及镌刻有“毛氏藏书”字样的长方形藏书印章。
  在延安,毛主席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毛主席喜欢读列宁的书,是因为列宁的著作中阐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并且语言犀利、富有哲理又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主席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他最早接触也最喜欢的列宁著作就是《国家与革命》。
  工作中,毛主席经常借力列宁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这些读书心得,体现了他对革命队伍建设的深度探索和思考。
  据毛主席的秘书林克讲,毛主席读书的一个特点是一个时期有所侧重。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这里要把握两个要点,一个是要侧重一个方面集中阅读;一个是要带着问题去阅读,这个问题可以是要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是要解决某一问题,这样才有效率。”
  1945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特别指出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马列著作,这是为全党在抗战胜利后打牢马列主义基础。1949年,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等在内的12本书。在现存的档案中,就有胡乔木当时写的12本书的目录,毛主席在这套图书目录上面特意加上“干部必读”4个大字。其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本领。1954年1月,毛主席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特别开列了一个中外宪法书目,批示“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由此推动了中央领导层在马列经典的指导下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1963年毛主席又推荐30本书,这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密切关系。
  每当面临新形势、遇到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常常开列出一些书目让人们去读。读书荐书已经演变成毛主席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独特的交流方式、工作方法。“毛主席读书已经不是一种个人爱好和选择,而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活动。”
  毛主席常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对此烂熟于心,他在长沙求学时多次攀登岳麓山,岳麓书院门楣上嵌挂的“实事求是”匾额给他留下极深印象,此后在《湘江评论》上,他就提倡“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赋予新的科学内容。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由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毛主席对中国文史读得最多,1952年,毛主席得到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是他最爱读的一部书。为了读书方便,他首先在各册本纪、列传封面上标出名称,并对书内作了点、圈、断句,同时改正了一些错别字。这部书共3249卷,850册,约4000万字,从头至尾都有他读过的痕迹,有的读了四五遍,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他读《资治通鉴》达17遍,在1954年深冬的一天,他与吴晗谈及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毛主席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喜爱读古书,但并未陷入其中,常常是借古说今,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的事业。
  毛主席同样重视对世界史的研读和借鉴。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就是他置于床上,经常翻阅的一部史书。他既读世界通史,也读国别史。西方历史中,毛主席最熟悉法国近代史,尤其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兴趣盎然,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读过法、英、苏联各国各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据逄先知回忆:“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3本都读完了。”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其《我与萧乾》《一生的情缘》两本书里都谈到,毛主席晚年想看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因没有中译本,有关部门就从干校找到萧乾,急调他返京带领几个人夜以继日翻译此书,一周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主席阅读。此后,毛主席特意指示印刷了一种两函17册的线装大字本《拿破仑传》供领导干部研读。
  少年毛泽东“崇拜拿破仑”,但认为他与“德业俱全”的“圣贤”尚有差距;青年毛泽东发文论述法德冤冤相报的历史与现实,提醒一次大战获胜的法国不要对德国相逼太甚;延安时期,毛主席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成败,指出拿破仑指挥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其战略战术运用得当,“重要的一条是集中兵力”,而拿破仑的最后失败,西班牙、俄罗斯的游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认识,无疑立足于中国革命和抗战现实的战略考虑。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进一步研读拿破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的一些政策,例如土地分配等。他强调,拿破仑的士兵,大多是分了土地的农民,因而特别具有战斗力。毛主席晚年读谈拿破仑,重点关注拿破仑称霸欧洲的对外政策,认为其失败的教训在于不应去占领西班牙,不该去打俄国,不应当封锁英国货物,战略失误于“占领太多,树敌太多”。此时,苏联霸权强力扩张,中苏关系异常紧张,毛主席在深入思考如何打破苏联企图围攻中国的国际大势。1972年7月10日,毛主席在与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缘由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或许传递出更重要的信息: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这一番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惊得远道而来的法兰西客人目瞪口呆——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中讲:“毛泽东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他不间断地读书。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写过那么多东西。”的确,喜爱读书、专心著述是毛主席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世纪伟人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之一。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
  毛主席长期以来的读书学习,形成了令他终生受益的一项根本主张,即延安时期提出并实践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和对立统一。1943年10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不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解决问题,读书干什么?”毛主席在与《反杜林论》的译者吴黎平交谈读书体会时如此说。——茹古涵今力学笃行,达学以致用,这是毛主席将读书与实践完美结合,逐步成为伟大战略家的关键。


(四)

1974年5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李政道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和唐由之(后排左三)等人合影

       一个驰骋于书斋天地里的毛主席的思绪心迹,别有风景。1969年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他的批注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这是他与书本进行的独特心灵对话,以此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许、智慧愉悦、审美满足。毛主席的一个鲜明个性,就是勇于挑战未知智慧世界,读书是有力手段。由此,他昼耕夜诵,手不释卷,阅文著述闳中肆外,穷幽极渺,留给世人一个“读书人”的辉煌形象。

  伟大的志向造就非凡的品格。毛主席对书籍的热爱达到了惊人的痴迷状态,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几乎丢掉了所有东西,但要求把书籍都要保存下来,除一部分搬不走的书让人在当地找隐秘地方埋藏起来,大部分经他阅读批注了的书籍后来辗转千里送到西柏坡,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全部搬到了北京中南海。对毛主席爱藏书,董必武曾感叹:“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为全党全国人民保护了大量财富。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大量宝贵资料,都是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的。”
  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中,毛主席始终保存着鲁迅的著作。作为伫立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巅峰上的两大人物,毛主席和鲁迅虽素昧平生,却心神向往。毛主席读鲁迅的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不曾谋面,甚为遗憾”。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1938年1月12日,毛主席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信:“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1938年8月,我国第一次出版了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经中共地下党努力,《鲁迅全集》从上海历尽艰辛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得到了一套非常高兴。这套书一直伴随着他转战陕北,最后进入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有一天,他在书房里翻阅这套书,一边翻,一边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的路上还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鲁迅的热爱更加深切,1949年12月首次访苏,他还带着《鲁迅全集》,外事活动结束片刻,他就拿出鲁迅的书认真阅读,一直把20多页书读完,才去吃饭。他一边用餐,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讲:“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
  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体现了对鲁迅的理解之深:“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通通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
  毛主席阅读《鲁迅全集》非常仔细。凡是原书文字排印颠倒或是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会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例如,他看到《鲁迅全集》第4卷里,鲁迅引用张泌《浣溪沙》,其中有“消息未通何计从”一句,毛主席读到这里,认为从音韵来看,“从”字应改为“是”字,并做了标注。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898显示,原词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据此作了订正。
  1971年毛主席大病一场,“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形下,他依然天天躺在床上坚持读鲁迅著作和各种书籍”。11月20日,毛主席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时说:“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他的书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毛主席对鲁迅评价之高,在古今文人中,无出其右。
  晚年的毛主席,深受老年性白内障眼疾的折磨,几乎看不到书上的任何字迹,无法阅读对他来讲是最痛苦的事情。1975年7月23日深夜,中央安排广安门医院主治医师唐由之以中医金针拨障术,为毛主席成功地实施了除障手术。几个小时后,双眼缠着绷带的毛主席醒来,向秘书张玉凤索要了纸和笔,盲写了4句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毛主席告诉监护值班的唐由之,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诗里“由之”二字契合他的名字。唐由之说:“主席,送给我吧。”毛主席签字后将诗稿送给唐由之,并让张玉凤到书架上拿鲁迅的原作来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张玉凤一下子就翻到了这首诗,此举令唐由之大为惊诧。如今,毛主席手书的这张诗稿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医生们同样被毛主席卧室的简朴布置和丰富藏书震撼了。书架上,毛主席将每本书看过的部分都夹上密密麻麻的各类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批注的铅笔字,以便于查找。这些纸条都有半截垂露在外面,像是书的装饰物。书籍很多是大字本线装书,有些书未看完,则曲卷着放置在那里。毛主席读书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做过管理员有关。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阅读范围,决定了他的人生半径。毛主席重视对科学书籍的攻读,喜爱与科学家们深入交流。1940年2月5日,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毛主席作为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发表经典讲话:“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主席把汇聚在边区的科学技术人员,称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新中国全面建设之初,毛主席对周世钊等人讲,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时间专门读,可惜不现实。虽然不能专门学,但他都尽可能抽时间阅读自然科学和科技方面的著作。
  1958年秋,在陪同毛主席赴外地视察的列车上,张治中发现毛主席在聚精会神读一本《冶金学》,便惊奇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主席答:“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1959年1月2日苏联划时代地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毛主席就要来有关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书深读。之后,他又读了席泽宗的《宇宙论的现状》等。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发表后,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撰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主席读后十分赞赏,次日即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还亲自代《人民日报》拟定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主席为作者换上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新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篇文章在全国科技界引起轰动,影响深远。
  1958年1月6日,毛主席特意派人接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一道去杭州,纵论工农业、哲学历史和遗传学理论著作及发展现实,鼓励被压制的谈家桢“一定要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他们谈到凌晨3点。分别时,毛主席披着大衣一直送客人们到湖边,此时皓月当空,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约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在菊香书屋就天文、地质、尖端科技等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流近4个小时。回到住处,李四光对女儿李林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此后,毛主席多次会见李四光,并向其索要著作,李四光随即将自己的《地质力学概论》以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等书呈送。
  1974年5月30日早晨6点,北京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接电话的是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电话内容:毛主席要见李政道,会见地点就在一墙之隔的中南海游泳池。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毛主席书房,落座后,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就幽默地问:“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从未听说此事,便回答:“不知道。”毛主席笑着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对毛主席知识渊博而深感钦佩。他后来在《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3期)发表回忆文章:“令我惊讶的是,毛泽东一见到我,竟直言问起物理学上的对称问题。”交谈中,毛主席遗憾地说:“很可惜,我年轻时,关于科学的书读得太少,这方面的书籍也太少了,那时没机会学。不过,我还记得我年轻时特别喜欢读汤姆生的《科学大纲》。”次日在机场,即将登机的李政道收到了毛主席托人给他送来的礼物——一本1922年版的《科学大纲》。
  毛主席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会议。美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在会上说:“有好多次,科学家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却又发现还有更深更简单的结构——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五)

一九七二年二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主席赠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


    “在中外大政治家中,像毛泽东那样在惊涛骇浪的征途中行走一生,又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一生的人物,并不多见;像他那样不仅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物,更属罕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读书、革命、写作——是毛主席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辉煌的征程使他达到了崇高的理想境界。

  全国解放后,读书条件和环境都好起来了。毛主席就提出,要把解放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在秘书田家英等人的努力下,为毛主席建立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个人藏书室。除马列经典著作之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万有书库》《四部备要》《永乐大典》以及各种翻译版本的世界名著等,都已基本配齐。尽管如此,这仍不能满足毛主席的读书需要,他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各大图书馆代他借书。1958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特意为毛主席办理了一个,并将其借书证编为第1号。
  毛主席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读书从不盲从,往往在肯定作者正确观点的同时,指出其谬误所在。例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出其不意得到成功无非是一种侥幸,理论上人们也不能对此有所非难,因为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它是不能排除冒险的。”毛主席则明确反对把革命战争视为赌博,指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一切不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彻底扫除干净”。毛主席在谈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亦是如此,他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大胆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观点;他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一书中还特别批注“不必抄斯大林”。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主席阅读西方政要的著作渐渐多起来,这与他关注东西方冷战格局及其变化、开始考虑调整国际战略有关。1958年10月,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波娜罗·奥佛斯特里特夫妇出版《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杜勒斯临死前将此书推荐给艾森豪威尔。两个月后,毛主席读到中联部有关此书译稿后高度警觉,立即批示:“各同志阅,退毛。”他提醒中央领导层关注此事动态。
  毛主席读戴高乐退隐在法国东部科隆贝双教堂村撰写的《战争回忆录》,从中掌握了戴高乐的政治取向、民族主义意识和对英美的态度。1957年11月,毛主席访苏时,对赫鲁晓夫说戴高乐明年会上台,但赫氏不相信,法国共产党闻讯更不相信。戴高乐当选总统和就任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证明毛主席的预判是完全正确的。
  1960年1月,英国前首相艾登的回忆录发表,毛主席当时正在外地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立刻让人找来《艾登回忆录》中译本阅读,随后他对阅读小组人员讲,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退役后于1960年出版的《音调不定的号角》轰动一时,肯尼迪当选总统后,立即采用泰勒提出的“灵活反应战略”作为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这部书,他在1963年7月会见古巴代表团时指出: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
  毛主席在与外国政治家和友好人士会见时,常以读书为话题,加强彼此沟通,深入探讨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1960年5月27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拜会毛主席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毛主席笑答:“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秘书林克回忆两人交流时情景:毛主席“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客人走后,毛主席马上要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翻阅,书中“未来的斗争已经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引起毛主席极大兴趣,他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读,并说“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集中研读世界大国领导者的著述,并与其中一部分人深入交流,注意西方各国的内部矛盾及对华不同态度,毛主席洞察世界大势,逐步形成了“一条线”“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理论。正是在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导下,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打开了与美国为首西方各大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与中国建交高潮。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天与毛主席会见时的情景:“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座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的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卸任的尼克松在建造自己的个人图书馆时,特意在陈列室内放置了10尊同真人一样大小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这些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时代领导者。其中,坐在最前排的是身着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由此可见毛主席、周总理在尼克松心中的地位。尼克松去世后,在他的葬礼上,前排摆满了红色的鲜花——尼克松的女儿朱莉说,这些红花代表着中国,代表着父亲那段不寻常的经历。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尤其极大刺激了日本。1972年9月25日,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来华访问,这一天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在欢迎晚宴上,田中致辞将日本侵华说成“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日语:ご迷惑をかける),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次日会谈,周恩来严肃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反省,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称作‘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面意思很轻。”田中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会再犯、请求原谅之意。”
  27日晚,毛主席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毛主席问田中:“你们吵了架吗?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解决了吗?”田中急忙解释:“我们准备按中方的习惯改。”毛主席微笑着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往的历史有两千多年。”田中接着说道。
  会谈中,毛主席谈笑风生,魅力四射。田中由衷地说:“看来,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主席很荣幸!”“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毛主席笑着说。周恩来指指书架,关切地说:“主席每天读很多文件,还有这么多书。”
  田中随着周恩来的手势扫视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再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一提到书,毛主席显得很兴奋:“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他随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六卷本线装宋版《楚辞集注》递给田中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田中惊喜不已,连忙接过书,向毛主席深深鞠躬说:“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祝您身体健康。”
  这场会见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然而田中回到住所后,却突然鼻血狂流不止。他告诉自己的私人医生是压力太大,此事万不可让记者们获悉。
  其实,毛主席送给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其中《九辩》篇有这样一句话——“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译为:慷慨决绝啊实在不能,一片纷乱啊心惑神迷),这是“迷惑”一词在汉语里的源头。而日语中尽管同样有写为“迷惑”两个汉字的词汇,但词义却与汉语中的意思迥然不同。毛主席通过赠书并以书中所记“迷惑”一词的本源,来引导日本人要追根溯源、依从正道。由此可见我们老一代政治家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对中华古籍的深邃把握。
  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时,送给毛主席一张达尔文的照片(背面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由达尔文后人提供。毛主席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毛主席点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希思点头称道:“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主席赞佩达尔文的著作为世人所知,不仅是由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毛主席在自己的著作和谈话中,多次提及达尔文和进化论,予以高度评价。 
  毛主席以其博大精深的学识素养,在外国领导者面前纵论天下大事,豪情满怀、酣畅淋漓,赢得了生前身后人们的深深钦佩和崇敬。这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大诗人,向全世界展示了大国领袖的迷人风采。
  毛主席在学生时代的《讲堂录》中有一句警言:“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万恶之源。”他在延安时说过:“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注:农历一年360天)。”根据后来为毛主席管理图书的徐中远记录,1976年离世前,毛主席要了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等一系列著作,8月26日要了南宋端明殿学士洪迈著《容斋随笔》。9月8日,毛主席生命垂危,中央领导、工作人员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经全力抢救,毛主席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即使如此,每当他苏醒过来,还要看书,其间共阅读11次,计2小时50分。工作人员曾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午后他醒来,想要一本书,但语言含糊,声音微弱,大家都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他示意拿来纸和笔,用颤动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木制床头。秘书猜出他是要日本首相“三木”的书,马上取来日本芳贺绥等人写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中译本,毛主席点头露出满意神态,他是想了解当时日本大选的进程及时任首相三木武夫的政策走向,以应对中日关系未来变化。工作人员托着这本书,毛主席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
  毛主席最后一次阅读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这样的情景很感人,“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这位可敬的伟人,几乎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最后时刻,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毛主席读书,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他泓涵演迤,学问渊博精深,一生与书结缘;他是爱书之人、读书之人、用书之人、著书之人;读书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一生为全中国全世界亿万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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